民族文化不能这么改造--潘公凯答听众

听众：刚刚您说为什么毕加索的画那么贵，想问您你从艺术的角度是怎么看的？

潘公凯：现在有很多的画家大骂毕加索，说他根本不会画画怎么能说他是画家。这种批判太没力量，太缺乏知识储备。其实在我看来，美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艺术家在美术发展的历程当中起了什么作用。美术就像从最原始的阶段一直发展到当下的波涛滚滚的洪流，如果因为某一些画家或他的某些作品的存在，改变了河流的模样，这个人就是大师。毕加索的方向是，离开原有的写实主义道路。在法国的浪漫派以前，是画得越像越好，是错觉模拟的概念。所谓的错觉是什么呢，在平面上表现立体，在平面上把立体的空间和立体的真实表达得惟妙惟肖，表达尽可能地准确，但是到了顶峰以后，尤其照相机、摄影术发明出来以后，艺术家觉得再往前没必要，走不下去了，就走向他的反面，就开始越画越不像。越画越不像，就成为一种发展，一种能力，就成为一种品质。

这种逻辑使得画不像的东西就成了大师。但这里要作注解，不是说真的画得不像就是大师，而是画得极像的人最后又画不像，就成了大师了。真正画画的人，尤其是在最好学校训练出来的画家，让他们画成毕加索那样，还真的难。我就尝试过，要画得像毕加索那么难看，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一画就像。毕加索十五六岁时画的素描就好到他当画家的老爸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不吃这碗饭了。毕加索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鼻子画到耳朵上去，这很不容易的。

听众：在昆曲这样的传统文化里，比如杜丽娘和柳梦梅，他们就是水袖搭放在一起，既没有拥抱也没有热吻，但是感觉非常温馨，有一种爱的文明。美术在今天如何承担培育心性的目的？

潘公凯：这个问题我倒很愿意回答，因为牵涉到昆曲艺术发展的方向，正好跟大家说一次经历。去年十月份，我在日本东京中心艺术大学参加他们的20周年的校庆活动，晚上有一场晚会，三个国家的古典戏曲舞蹈表演。第一场是日本的雅乐。日本的歌舞伎是民间的，雅乐是宫廷的，有一千多年历史。内容是两条龙，龙在日本和我们的概念不一样，一公一母在谈恋爱。舞台上两个人戴一样的面具，穿一样的宽松衣服，既不接近，也不离开，摇来晃去摇了20分钟，没有其他动作。旁边有一个乐器，有点像我们的埙，从头到尾都是嗡嗡，没有高低的，非常单调，单调到整个剧场里面大半在睡觉。我们中国去了三个音乐学院的院长都睡着了。结果三个美术学院的院长却特来劲，还跑到前面去看，觉得这个最有意思。

第二场是韩国的古典舞蹈，一看是两三百年前的感觉，六个女舞蹈演员，全身都是半透明的白纱，整个背景就是淡蓝色的幕布和灯光，一点花纹都没有，他们在台上跳来跳去，动作非常简单，非常缓慢，相比日本雅乐动作多一点。乐器是三个，一个弹拨乐器，一个短萧，还有一个鼓，同时演员嘴里面还发出吆喝，整个曲调也很单调，但是有一点旋律。

第三个是中国的昆曲，从北京专门请的两位昆曲演员演一段《牡丹亭》，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一出来就跟前面的不一样，红红绿绿，金碧辉煌，脸上涂浓妆艳抹，有台词，有唱腔，乐器七八个，也很复杂，演的内容，眉来眼去搂搂抱抱的感觉，非常地情节化，非常地具体，但是我们几个美术学院反而感觉不是很好。这个东西呢，我想是跟现在的昆曲改革趋向有关，也与很多人物提出的一些建议有关。它的目的是要让年轻人能看懂这个歌曲，能看懂昆曲。但我觉得方向是错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最好的就是日本的。(日本的雅乐)单调到崇高的地步，单调到世界上没有一种戏剧是这样演法的，根本是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唱词，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内容，但他的仪式性，他的那种单调给人一种崇高感。我们的《牡丹亭》改造得充满了肉欲，这就不对了。对传统文化包括京剧，我觉得就是使它精美化，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朝脱离群众的方向发展。不一定让所有老百姓都去看，它只是拿来体现文化的渊源，体现我们文化中的仪式性、精英性的精髓，保留在那，国家养着，然后重大的国际性的场合体现我们的文化的主体性。它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享受的。比如说日本的相扑，相扑是很不卫生的，让运动员吃那么多东西，让他们很早就死了，这非常不人道，但为什么它不改造？它就是养这一小拨人，给他们很好的待遇，他们自己也愿意这样，它完全作为民族文化象征物去保护。当然，我们的京剧也可以改成现代观众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是一个路向，但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发展方向，即精英化。我是完全赞同甘阳先生提出的精英文化，一个民族没有精英文化，就没有大家学习、发展和羡慕的阶层，完全拉平了。

甘阳：通识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

潘公凯院长的演讲画龙点睛地指出了我所认识的通识教育的关键话题，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超越的问题。通识教育本身不是一个功利性的、实用性的教育，不是让你去找一个工作，不是为了培养你今后可以在一个复杂的市场当中有多少灵便性；通识教育是要你回到人之为人的根本去。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有什么用"，这个想法本身降低了人的存在价值。"有用"什么意思，有用无非是讲在市场上有用。康德有句非常伟大的话，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所谓到市场上有用，就是把自己当作手段，无非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这有个工作你需要，那有个工作你需要。工作是每个人的需要，功利性，实用性，市场需要性，毫无疑问是每个人必须考虑的，可假如中国人全部都只是为了这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愧对自己五千年的文明传统，首先我们愧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你一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不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老板，你也不是为了区区几千块、几万块钱活着，你是为你自己活着，你必须问你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清楚，尽管很多情况下，你会做某些你不喜欢做的工作，你会因为这个工作，因为你不喜欢的老板而感到委屈，但实际上你知道自己很不情愿，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你会觉得你的尊严并没有得到实现。所以通识教育实际上是回过去问你自己，根本上你到底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都想有个工作，但是工作不是你的全部，特别是为了挣钱而工作，如果这是你的全部生活，我敢说你生活得非常非常可怜，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什么样的生活，你都被外界所规定。这是一个动物，不是一个人(这是潘先生刚才讲的)。所以，通识教育，我想回到以往西方说的liberal education，所谓的自由教育，目的就是要你超越功利性。所以从前讲通识教育或是自由教育是非常简单的，它的课程一定是非实用性的，非功利性的，因为实用性的、功利性的课程是以后的，比如专业性调查都是功用性的，以后的专业大都是功用性的。但是通识教育，包括中国以前所谓为己之学，都是首先强调让你做一个人。但是强调做一个人，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而是要你通过了解人类本身这样一个过程，来反省、来想你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妙，不单是道德水准并不理想，审美水准非常糟，而且对问题的认识层面非常非常肤浅。比方说大家都会讲一个问题，都承认要学做人，但大家把做人和课程分开。为什么要学《明儒学案》呢？做人是否聘某一个大人物来讲一堂课教你做人？做人实际上是体现在为学的方式，对学术的方式，对文明的态度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你自己，什么东西是你所敬重的，什么东西是你所敬畏的。比如说潘先生刚刚所提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在80年代终极关怀是一个大家很重视的词，90年代我们逐渐没有终极关怀，我们只不过是市场上一个可怜的生物，生活得非常庸庸碌碌。我平常从来不大愿意讲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非常低级，说这个话仿佛在唱高调，说大话，我不大愿意说，我是个非常现实的人。

我本来想说的是，通过通识教育这种方式，首先让人安静下来，我们现在的整个社会非常浮躁，我们的校园也非常浮躁。我们经常浮躁到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什么东西是坏，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差老师。如此下去，如何谈中国文明的复兴？不可能！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本身可以通过很多具体的课程，你慢慢潜下心来自己去沉思，自己去潜想，从老师的言传身教当中自己去体会，然后才有可能出现。

我同时要说，我也反对另外一种看法，有些同学问我，你为什么不教自由民主？通识教育是比自由民主更高的东西，比民主法制更高的东西，因为民主法制中国人误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过是个相当低的、维持一个社会外在运转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个民主社会下，在一个法制社会，你要什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是做一个有审美情操的人还是没有审美趣味的人，仍然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民主法制并没有帮你解决的问题。民主法制只不过是达到一个外在的条件，一个理想一点的条件使你不受欺压。至于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孝顺的人，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范跑跑，这仍然不是民主法制能解决的，恰恰是你要通过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去体悟。所以通识教育不能满足于仅仅教一些我们非常流行的自由、民主、法制口号，恰恰是要对这些东西本身去进行批判、反省和思考。所以西方通识教育从来不满足于去宣传非常简单的自由、民主。我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冷战时期，美国的通识教育要读马克思，为什么要读？因为马克思是他们的敌人，因为要去认识比较深刻、复杂的争论，了解这些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才使你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人。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学生、我们中国的教授、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对我们作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高的要求。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大的事情，潘先生的讲演让我想起2005年我们在香山开的第一次中国文化论坛，那次会议的演讲嘉宾是杨振宁教授。杨先生给我们四个字：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你要看他提出的意思，就是说，21世纪中国崛起是一个事实性的现象，全世界都在看。崛起是什么崛起？仅仅是原子弹、航空母舰？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崛起是什么样的中国？中国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够在道德上、知识上、品性上向全世界证明你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你是一个优秀的文明社会？还是一些13亿、14亿、15亿，一大堆蚂蚁，毫无教育，毫无知识背景，只会说一些报纸上的空头大话？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所以，今天我就潘先生最后的演讲讲两句话，就是，我们重新回到一个自我超越的作为人的最根本的存在问题，重新回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通识教育的最高的真正目的所在。

（本版文章未经发言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