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聊天聊到中美教育的差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跟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打起了手势。施一公比出一个拇指肚宽的距离说，“如果说这是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水准和顶尖水准的差距的话”，施一公又伸出两个胳膊，比画着说，“这就是中国学生的差距”。

施一公解释道，“美国顶尖大学对本科生的平均要求并不高，但会给顶尖的学生很多机会；而中国大学把本科专业的基本设置提得很高，这就减少了他们其他方面的发展空间。到了博士阶段，这些‘领头雁’就会出现潜力不足的情况”。

解决这一问题，施一公和甘阳开出的“药方”都是通识教育。从北大元培、复旦学院，到中山博雅、北航知行……十多年前，通识教育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数年过后，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既有收获，又遇到了阻碍。

从争议到共识

最近10年，甘阳感受到了两个变化。10年前，通识教育的名字还是“人文教育”。他记得当时开会时，很多领导和他打招呼，说通识教育这个词“比较敏感”。10年后，几乎所有校长的致辞用的都是“通识教育”。

和10年前相比，甘阳看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壁垒已经逐渐瓦解，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影响到专业课的教学方式，特别是文科的教学方式，“现在年轻老师不会像10年前一样讲概论，教学无一例外都会以经典为中心，会有讨论课”。甘阳相信，这是推动通识教育带来的成果。

事实上，有关通识教育的争议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关于通识教育的辩论引起了校长和教授的冲突，经过了二十多年时间，通识教育体系才成形。

今天中国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也正在走向共识。2015年，在复旦大学通识教育1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发起的“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正式宣布成立，希望为高校面临的共同困惑找到出路。

的确，这几年通识教育由个别院校的试验转向各级各类院校的蓬勃发展，由单纯的课程体系走向了包括教学改进、助教培养、本科生院建设、书院制度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越来越多高校的通识课程逐渐从“课间加餐”变成了“正餐”。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所有课程都有相当严格的阅读、写作要求，这些通识课程的要求和学生要付出的时间，都跟清华最强的理工科专业课一样，甚至还要吃力。

通识课如何不沦为“水课”

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识课对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强世功来说，是一架很难摆平的天平。

“一个专业人士怎么向非专业人士讲？一种是讲成专业课，学生接受起来困难；一种是讲成通俗易懂的课，但很容易讲成‘水课’。”强世功解释道。

刚在北大推进通识教育的时候，强世功发现，很多理工科院系的教授没有兴趣给非理工科的学生上课，“即便有了兴趣，这些专家、院士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门外汉’讲那些特别专的知识”。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孙向晨，也发现了通识课讲授中难与易、通俗与专业之间微妙的矛盾，“课程质量不高，学生对教师有意见；如果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提高，学生就不愿意选这门课”。

20世纪末，中国大学导入与学分制相配套的公共选修课制度，这也为中国通识教育的发轫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大学非专业课资源相当匮乏，这类课程往往是浅尝辄止的概论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校开始试着在课程体系上进行重塑和突破。一些学校开始从上述公共基础课、文化素质课和专业基础课等现有非专业课程群中，逐步收集遴选比较符合通识理念的课程。在清华教授史静寰看来，“这是一种折中方案”。

在此类的改革中，以复旦大学最具代表性。2015年4月，复旦正式推出以“基本课程单元”建设为核心的新一轮通识课程改革。核心课程的每个模块不再是一门门独立的课程，而是一套有系统的“基本课程单元”，通识核心课表从“菜单”变得更像“地图”。

二者可以相互融通

不少通识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坦言，推动学校通识课最大的阻力，来自专业教育。

在很多学校，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之间有非常严峻的矛盾。在时间分配上，由于专业课本身就十分繁重，导致学生拿不出足够时间来上通识课。尽管新雅书院在通识课和专业课上进行了平衡，但学生要以相同的时间精力，投入到非专业通识课的学习中。

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校开始对大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动起了刀子，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如复旦大学2012年设立志徳、腾飞、克卿、任重、希德五大书院，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本科培养全过程。另一种改革路径是成立“通识教育学院”，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等小规模、全方位的改革试验。

在诸多改革路径中，大部分学校都将改革重点放在以核心课程建设，来促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复旦大学12学分、中国人民大学11学分、中山大学16学分，用这些通识教育课的“四两”来拨动专业教育的“千斤”，使核心课程成为学生专业学习的“助推器”。

孙向晨说：“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使其在专业教育中能够作为‘药引’发挥作用。虽然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学分不多，但通过通识的视野，能把专业教育中的育人思想激发出来。”

随着通识教育改革的推进，一个共识也开始在高校形成：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抢夺课堂时间，两者可以相互融通和促进。（记者 刘博智）

《中国教育报》2016年2月17日第1版

有一次聊天聊到中美教育的差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跟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打起了手势。施一公比出一个拇指肚宽的距离说，“如果说这是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水准和顶尖水准的差距的话”，施一公又伸出两个胳膊，比画着说，“这就是中国学生的差距”。

施一公解释道，“美国顶尖大学对本科生的平均要求并不高，但会给顶尖的学生很多机会；而中国大学把本科专业的基本设置提得很高，这就减少了他们其他方面的发展空间。到了博士阶段，这些‘领头雁’就会出现潜力不足的情况”。

解决这一问题，施一公和甘阳开出的“药方”都是通识教育。从北大元培、复旦学院，到中山博雅、北航知行……十多年前，通识教育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数年过后，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既有收获，又遇到了阻碍。

从争议到共识

最近10年，甘阳感受到了两个变化。10年前，通识教育的名字还是“人文教育”。他记得当时开会时，很多领导和他打招呼，说通识教育这个词“比较敏感”。10年后，几乎所有校长的致辞用的都是“通识教育”。

和10年前相比，甘阳看到，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壁垒已经逐渐瓦解，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影响到专业课的教学方式，特别是文科的教学方式，“现在年轻老师不会像10年前一样讲概论，教学无一例外都会以经典为中心，会有讨论课”。甘阳相信，这是推动通识教育带来的成果。

事实上，有关通识教育的争议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关于通识教育的辩论引起了校长和教授的冲突，经过了二十多年时间，通识教育体系才成形。

今天中国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也正在走向共识。2015年，在复旦大学通识教育1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发起的“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正式宣布成立，希望为高校面临的共同困惑找到出路。

的确，这几年通识教育由个别院校的试验转向各级各类院校的蓬勃发展，由单纯的课程体系走向了包括教学改进、助教培养、本科生院建设、书院制度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越来越多高校的通识课程逐渐从“课间加餐”变成了“正餐”。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所有课程都有相当严格的阅读、写作要求，这些通识课程的要求和学生要付出的时间，都跟清华最强的理工科专业课一样，甚至还要吃力。

通识课如何不沦为“水课”

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识课对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强世功来说，是一架很难摆平的天平。

“一个专业人士怎么向非专业人士讲？一种是讲成专业课，学生接受起来困难；一种是讲成通俗易懂的课，但很容易讲成‘水课’。”强世功解释道。

刚在北大推进通识教育的时候，强世功发现，很多理工科院系的教授没有兴趣给非理工科的学生上课，“即便有了兴趣，这些专家、院士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门外汉’讲那些特别专的知识”。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孙向晨，也发现了通识课讲授中难与易、通俗与专业之间微妙的矛盾，“课程质量不高，学生对教师有意见；如果教师对学生的要求提高，学生就不愿意选这门课”。

20世纪末，中国大学导入与学分制相配套的公共选修课制度，这也为中国通识教育的发轫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大学非专业课资源相当匮乏，这类课程往往是浅尝辄止的概论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校开始试着在课程体系上进行重塑和突破。一些学校开始从上述公共基础课、文化素质课和专业基础课等现有非专业课程群中，逐步收集遴选比较符合通识理念的课程。在清华教授史静寰看来，“这是一种折中方案”。

在此类的改革中，以复旦大学最具代表性。2015年4月，复旦正式推出以“基本课程单元”建设为核心的新一轮通识课程改革。核心课程的每个模块不再是一门门独立的课程，而是一套有系统的“基本课程单元”，通识核心课表从“菜单”变得更像“地图”。

二者可以相互融通

不少通识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坦言，推动学校通识课最大的阻力，来自专业教育。

在很多学校，通识教育和专业课程之间有非常严峻的矛盾。在时间分配上，由于专业课本身就十分繁重，导致学生拿不出足够时间来上通识课。尽管新雅书院在通识课和专业课上进行了平衡，但学生要以相同的时间精力，投入到非专业通识课的学习中。

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校开始对大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动起了刀子，建立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如复旦大学2012年设立志徳、腾飞、克卿、任重、希德五大书院，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本科培养全过程。另一种改革路径是成立“通识教育学院”，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等小规模、全方位的改革试验。

在诸多改革路径中，大部分学校都将改革重点放在以核心课程建设，来促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交叉和融合。复旦大学12学分、中国人民大学11学分、中山大学16学分，用这些通识教育课的“四两”来拨动专业教育的“千斤”，使核心课程成为学生专业学习的“助推器”。

孙向晨说：“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理解世界的方式，使其在专业教育中能够作为‘药引’发挥作用。虽然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学分不多，但通过通识的视野，能把专业教育中的育人思想激发出来。”

随着通识教育改革的推进，一个共识也开始在高校形成：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抢夺课堂时间，两者可以相互融通和促进。（记者 刘博智）

《中国教育报》2016年2月17日第1版